唐朝劉知幾說史學大家需具備“三長”——才、學、識。“史才”就是寫史的能力；“史學”就是有淵博的歷史知識，掌握豐富的歷史資料；“史識”是去偽存真，去粗取精，對歷史的本質有深刻的洞察力和評判的能力。其中尤以史識最為重要。范文瀾先生正是這樣一位具備“史學三長”，尤有卓杰史識的近現代以來首屈一指的史學大家。
范文瀾（1893—1969），字仲云，浙江紹興人。讀大學時從劉師培治經、陳漢章治史、黃侃學文，融通文史哲，為以后的寫作奠定了基礎。早期即寫作了《文心雕龍講疏》（1925年，后改為《文心雕龍注》）、《群經概論》（1926年）、《正史考略》（1931年）等深有影響的著作。
1940年1月，范先生來到延安，主持中央馬列學院歷史研究工作。在延安曾以《中國經學史演變》為題，在中央黨校給學員講課，毛澤東主席聽了兩次之后，大加贊賞，希望他對康（有為）、梁（啟超）、章（太炎）、胡（適）的錯誤一面有所批判，并問是否涉及廖平、吳虞、葉德輝等人。范先生遵照毛澤東主席所說，此后著成《中國近代史》一書，使中國近代史的研究真正進入了科學研究的階段。
范先生最突出的貢獻，是對新的通史著述的范式的奠定。在延安的時候，毛澤東主席希望范先生給延安干部及學員普及中國歷史知識，希望他著一部中國通史，遵照毛澤東主席的指示，范先生著成《中國通史簡編》一書，此書把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與中國歷史的特殊規律相結合，夾敘夾議，大氣磅礴，振聾發聵，感染了無數的學人，成為20世紀中國史學發展的重要里程碑。毛澤東主席反復閱讀本書后，大加贊賞。在1968年7月19日下午，命女兒李訥到范先生家里，請范先生用新的觀點重著一部中國通史，不僅包括古代，還要包括近現代。于是范先生開始了《中國通史》的重新撰述，可惜天不假年，僅寫到五代就長逝了。但范先生對新的通史寫作的范式的奠定卻留下了永久的光芒。
《大丈夫》一書撰成于抗戰前夜。1935年，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華北，在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，蔣介石采取“不抵抗政策”，并以“攘外必先安內”為借口，殘酷鎮壓抗日愛國活動。范文瀾先生以通俗的語言撰成本書，旨在表彰歷史上具有崇高民族氣節，勇于為國捐軀，或不畏艱險建功立業的25位大英雄，呼吁青年挺身而出，勇敢抗擊侵略者，為國家的強盛奮斗。本書一經出版，立即大受歡迎，很短的時間內反復重印，是一本內容嚴謹、眼光獨到、很有可讀性的通俗讀物。
本書雖為通俗性讀物，但范先生的卓識卻處處可見。僅舉一例，本書把霍去病與李廣專作一章，霍去病和李廣都是漢代著名的驍將，擅長騎射，身先士卒，勇猛過人，對國家忠貞無二，為國忘家，但戰績和功業卻有較大的差距。當時的人解釋他們不同的結果，說是因為李廣殺降兵八百，有損陰德。在本書中范先生給我們做了精到的解釋：
（術士）王朔說李廣殺降人八百，所以不得封侯，那么，霍去病殺渾邪王降眾八千人，加以空空洞洞想逃走的罪名。假使十個人里有一個是冤枉的，也就與李廣所殺的數目相等，何以榮辱大異呢?可見王朔的話，無非是聊以解嘲罷了。
我們不相信命運說，而相信在自然界中、在歷史中怪事是從來沒有的。匈奴遠距離用弓箭，短距離用刀矛。有利，蜂涌前進，不顧一切，失利如鳥獸散，逃得毫無蹤影。匈奴長處是來勢兇猛，短處是組織力薄弱，不能持久。霍去病看準這一點。行軍非常神速，乘敵人不防，突飛猛沖，使敵人驚慌動搖，四散潰竄，那時候滿眼都是可斬之頭，隨手砍下，就是了，因此得首虜獨多。李廣行軍太隨便，失了組織的效能，見敵數十步內才發箭，失了長兵的威力。形勢上李廣在茫茫無邊敵人暗伺的荒漠里散漫行走，不等接戰，已陷在危境中了。還有一點，霍去病行軍，不但避免被敵人攻襲，而且很精確地對準敵人主力所在予以擊破，李廣每每被敵包圍，措手不及，甚至道路都走錯。足見他們對于間諜和斥候的利用，程度大有高下，程不識批評李廣的話，是很有意義的。歷史家說霍去病有天幸，李廣運氣不好，其實何嘗有所謂命運，只是一個自欺欺人的話頭罷了。
范先生從軍事戰術、軍隊組織、諜報的運用等方面透辟地分析了霍去病和李廣軍事才能的高下，這也就是他們成功或失敗的根本所在，并沒有冥冥中的命運。只要努力，并且掌握正確的方法，就能取得成功。
在經濟突飛猛進，物質已有極大發展的今天，愛國忘軀、剛毅奮進、百折不撓、建功立業、揚我國威的民族精神不可退墮。時下歷史讀物鋪天蓋地，但本書所倡導的精神對我們依然有激勵作用，希望青年朋友從歷史中獲得智慧，以英雄人物為鑒，力爭上游，早建功業。
